选择与人生（弃官务农、捐献蜜蜂、投入血本）

头条常看到这样两类文章：一是毕业了，有几个offer，不知道选择哪一个好；二是退休了，退休金是多少。

两类文章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却有一种内在联系：前者是选择，人生职业生涯的开始；而后者，职业生涯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选择的结果的一部分。

于是想起很多人和事，感叹在时代大潮裹挟之下，选择的勇气与困惑，人生的精彩与无奈。

说说我父亲的三个选择，虽不算成功，却也跌宕起伏甚至有点传奇。

第一个选择：弃“官”务农

我出生的那一年（1962年），父亲当上我们县最大一个区（一个区下辖若干个公社）的武装部长。至于他怎么“混”上部长的，我不太清楚。他出身贫寒，年幼丧父，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所以他虽然很想读书，也只能读到小学毕业。也就是说，既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多少文化。他自己却吹牛说，当时的老百姓最喜欢听他作报告，万人大会上，他从来不用稿子，只要一张纸，写几个要点，就可以讲一个多小时。因为讲的都是政策及其相关的老百姓身边的案例，所以老百姓爱听。这一点我相信，虽然他写不出官样文章，但除了字写得好之外，口才也是很好的。小时候见过父亲年轻时一张很特别的照片：留着西式头，腰束武装带，双手插腰，腰间别着两把手枪……

我问他为什么要辞职当农民；他说第一是工资太低，养不活一家六七口人，第二是当时的政策太有诱惑力。

当时他正在市里面参加一个培训班，报纸上连续刊登一个消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国家鼓励个体经济发展。他一盘算，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家里能分到地，胸有致富的“成竹”，那还当什么部长？于是培训班还没结束，就请假回县里，并给主管领导递上辞职信；领导反复挽留，多方做工作，可他“去意已决”……其实，这是一股时代大潮，我掐了掐手指头，那年辞职返农的就有十几个，大多是工人，也有部分干部。

第二个选择：无偿捐出17箱蜂蜜

父亲辞职后，迅速往致富路上奔，除了种好两三亩田，更多的精力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开了一间磨坊（水磨），把麦子加工成面粉，再把面粉加工成面条；另一件事是养蜂。

正当面条生意开始红火、蜂蜜扩产到17箱的时候，政策风向标突变：要搞“四清”！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正是要“赚大钱”的关键节点啊……父亲毕竟是当过干部的，政治上比较敏锐，虽然万般不舍，还是决定：关停磨坊，捐出蜜蜂！

生产大队也要办一点“副业”，开了一个所谓的“综合厂”，由于父亲本身当过干部，又捐出蜜蜂，自然而然，就当上了厂长。记得当年的综合厂的业务有好几样：有碾米厂，缝纫组，维修组，医务室，两台盘式拖拉机（运货），当然，还有个小小的养蜂场。厂长一当就当了十四五年，还兼任过大队治保主任、副书记等职务。而和他一起养蜂的一个朋友就惨了，因为拒不上交蜂蜜。父亲做他的工作，他说：“我不偷不抢，自己辛辛苦苦养的，为什么要送给别人？”于是就被打成右派，后来屡屡被批斗。

第三个选择：全部家业付给流水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成为我们大队第一个“万元户”，也是最先拥有电视机、收录机等时尚消费品的家庭。从1979年开始，他先后搞过葡萄园，养鱼、养鸡、养猪、养长毛兔，甚至还想养蛇，因全家人强烈反对才作罢，晚年还开过几年杂货店。因此，他的“光辉事迹”先后三次被《湖南日报》登载，篇幅最长的一篇，几乎占满了一个版面。赚了些钱，主要干两件事：一件是改扩建房子，到2000年代初，共有两层楼近20间；另一件是买电子产品，这是他最大的爱好，照相机、摄像机、索尼随身听、早期的智能手机等，他都买过，至于大大小小的电视机、收录机，更是买过无数，甚至多功能电子日历也买过好几个。

1996年，年近70的父亲搭上全部身家养甲鱼；此前已经做了不少调研和准备工作。我家房子前面是一条道路，后面是一条小河，紧挨着房子的下游处，是我家的桔园。父亲把橘子树全部砍了，又向下挖了两三尺。再把靠河的三面垒起围墙，与道路合围出一个池塘。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电话里反复劝他谨慎些，因为我小时候见过那可怕的山洪，浪头已经进入家门，漫过门前的道路。他说不怕，差不多20年没涨大水了，哪有那么凑巧！我劝他少投入些，最多10万；他说他有分寸。结果听妈妈说，他把全部身家押进去了，估计大约25万，包括做池塘、买鱼苗、买饲料以及预防疾病的各种药物等费用。现在看来，25万不是个大数目，但当时10万元就能在我们家附近（城乡结合部的公路旁）买一座三层的楼房。妈妈还说，父亲每天早晨6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察看池塘，看着甲鱼健健康康、茁壮成长，高兴得合不上嘴。

但不幸还是降临了，1996年，我们县遭受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暴雨袭击，也是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第二大洪水，不仅一池甲鱼去了泽国，关键是父亲一辈子经营的大房子也轰然垮下。

于是，有很多感慨。

个人的选择受时代的裹挟。在时代里，个人的命运，往往就像那洪水里的一只甲鱼。我父亲如果不弃“官”返农，一直干到退休，最少应该达到县里副科级的位置吧？那个年代，县里一个副科级也还是算有点威风了。我哥曾不无遗憾地说，如果父亲不辞职，退休后，他是可以“接班”的。

在时代潮流面前，有时候不得不屈服。父亲如果不屈服，就会被打成右派，我妈妈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都会成为右派家属。

选择也充满风险。风险与收益始终矛盾，有时候敢冒多大风险，就有多大收益。我认识深圳的一位体育教师，2003年开始炒房。那个时候，能借到的钱，他都借了；能办的信用卡，他都办了。除了应付上班，其他时间都在看房买房卖房，倒腾钱。现在收手了，净资产1个多亿。谈论之间，他口气也很大，不说“我们老师”，而是“我们搞房地产的……”，如何如何。

但更多的人，像我我父亲一样，最后败在了“冒进”，对风险没有应有的把控。据说90%的创业，都是失败的结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风险评估不足吧？我姨妈的房子就在我父亲的池塘下游十几米，但她家的房子在那场洪水中却安然无恙，因为她家修了一条坚实的防洪堤。而我家的房子，由于父亲只是贪大，墙基没有打牢，房子之所以垮掉，是被洪水冲垮墙基。也是风险评估不足。

当然，如果我父亲年轻10岁，以他的倔强和聪明，是可以东山再起的，可惜岁不饶人。此后，我把我姨妈家两层楼的房子买下来（他们家受了那场洪水的惊吓，去县城建房了），又加了一道防洪堤，给父母住，并包下他们的生活费。虽然房子外立面的红砖没有粉刷，没有漂亮的琉璃瓦坡顶，门窗都是木头的，但也算是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