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能力分化

以信息技术为先驱，以云计算、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不仅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且渗透进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为获得领先优势或超额利润点，世界多国和众多企业正在努力把握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和战略先机。这一轮新技术革命得以迅速地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关键在于“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正在重塑全球生产和流通链条，使新技术革命呈现出体系化、规模化、整体性的特点。因此，当前新技术革命不仅具有政治性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并服从于经济全球化。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世界各国的国家能力正处于不断分化的进程之中。

一、新技术革命的“非中性”特征

当前，新技术革命的政治性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服务于其应用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属人的行为，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因而技术设计和运用是负荷社会价值的创制过程。新技术革命的“非中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新技术革命的工具性

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微信（Wechat）、微博等社交媒体充分运用了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甚至颠覆了传播生态，导致政治社会生活的运行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但这种改变进程取决于使用者的意愿和能力。

2. 新技术革命的社会性

技术是由人设计与构造的，因此，设计者和使用者对世界和具体所处社会现实的认知必然影响到技术本身。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交媒体所建立的社群网络，相当程度上正在使各国社会陷入不同维度的割裂之中，个人越来越被“技术性地”隔离不同声音，因此越来越有排斥不同声音的意识形态趋向。这种趋向导致不仅这些社交媒体可以被在信息技术和国际话语权占据主导的国家用于冲击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而且也正在深刻地改变发达经济体国家自身的政治生态。

3. 新技术革命塑造了超级行为体

新技术革命的最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是迅速崛起的大型新技术公司，新技术的普遍运用改变了政府的信息交流方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一部分超大规模的新技术公司成为新技术革命时代的超级行为体，不仅压缩了传统行政权力的覆盖范围和管治能力，而且正在重塑“国家-社会”关系，形成了某种“技术统治”。这些大型新技术公司与其所属国家通过某种形式的利益捆绑以共同推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博弈。

二、新技术与经济全球化的相互影响

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增强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推动了全球社会分工协作，也使席卷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全球化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和服从性；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也对经济全球化具有反作用力。具体表现为如下：

1. 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全球化的依赖性和服从性

经济全球化带动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或重组，生产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不仅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而且也加剧了企业之间的核心竞争力的比拼：不仅促使企业能够跨越国界限制、在开放状态下从事技术创新并向全球传播新技术，而且使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投资或获得融资来进行新技术开发，在加快技术创新的开发进程、实现新产品的本土化等的同时，还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全球化进程。

但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本。一旦某项新技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某个难题，而且该技术被投入商业应用后得以普遍采用，那么这个盈利点就逐渐衰亡了。所以，资本对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并不总是积极的，因为获取最大利润是其终极目标。

2.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全球化的反作用力

新技术革命对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张对资本的收缩效应已经越来越明显，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二者的利益不一致性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近年来兴起了逆经济全球化浪潮。

如前文所述，科技因为资本的利润驱动而越来越发达，经济全球化导致工作机会的流失和工薪阶层主张劳工权益的基础不断被瓦解。产业空心化和贫富悬殊等问题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经济已经是发达经济体国家的普遍特征。消费经济的核心是更多人就业并且有更多的收入去消费，但新科技革命带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种收缩力已经使得发达国家难于提供大量中高收入就业岗位，加上产品价格走低，甚至有谷歌等互联网公司搞起互联网免费发展模式，以及超前消费等已经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能力。

三、“资本+新技术”与全球治理分化

新技术革命本身并不是“中性”的，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资本利益和资本意志的不断膨胀，并且它已经遭到逆全球化浪潮的抗击。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二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方面，技术进步和全球的市场化并没有自动缩小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了发展机遇期的同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沦为脆弱国家甚至失败国家，同时发达经济体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呈激化之势；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事实上正在不断突破人类的既有认知和法律、伦理与社会规范体系，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的人类社会越来越具有风险社会的共同特点，正在挑战世界各国社会治理能力。因此，国家能力的分化之势正日趋严重。

1.“资本+新技术”驱动与国家间差距

“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商品的生产成本和利润等的全球差异性在日益缩小，谁拥有更高的科技, 谁就拥有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权力; 而这种主导地位, 又反过来大大提高该国在新技术革命领域的竞争力。因此，只有在新技术革命中占据有利地位、可以利用技术标准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等的国家，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直接或间接地迫使世界多国调整与改变原有技术创新政策。

大部分新技术革命都发生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了抢占全球市场有利地位和提升自己的生产力等，这些发达国家不仅采取较为严格的高新技术出口管理，还对有可能产生挑战的竞争对手进行扼杀。但是，发达经济体国家也热衷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价值链中低端的生产环节，形成供应零部件和原料的配套关系，然后向其购买外围设备，客观上有意无意间进行了所含技术的转移。

知识和技术所能产生的“外溢效应”，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更大的竞争力。处于“追随地位”的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鼓励引进高新技术、关注购买核心技术装备、大量投入科技创新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弯道超车”；有些发展中国家仍停留于技术、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环境日趋恶化；另外，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应用新技术的各方面条件。

2.国家治理能力所面临的挑战和国家能力的分化

新技术革命极大提升了生产力。然而，生产自动化的程度越高，直接生产者也就越从属于机器；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压抑的程度越高。劳动的异化必然带来人的异化，人就会逐渐丧失主体性而成为单向度的人。并且，新技术革命有可能形成大规模失业，也有可能和经济全球化共同将已经高度集中的财富更加集中，基于“资本—劳动”阶级鸿沟和“脑力—体力”的等级差异被彻底“固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异化。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被强势资本力量包装为优先于任何其他因素的法则，高科技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联盟不仅得以把公司利润存放在离岸避税天堂以躲避国家的征税、躲避社会责任，而且逐渐实现了对这些新技术的寡头垄断，通过所拥有的统治着各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知识产权来轻松获得大量专利使用费，从而不断积累巨大财富。

各种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各个角落的通用技术已经极大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全社会对这些技术所带来的福利（例如日常生活智能化）存在普遍性强烈需求。但是，这些技术产生了各种人类社会尚未预期甚至难于控制的风险。

上述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阶级鸿沟的固化、灾难性事故的不可控化等，都给现有的各种制度、规范和伦理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世界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大型新技术公司和跨国金融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尖端技术和形成的核心平台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毁灭性能力，决定了其不应当被任何个人或私人资本所掌控，而应当由强大稳定的国家来维护。

传统国家治理往往采用事后追溯或事前设限，然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日新月异”使得事前设限难于实现，事后追溯更需要与大型新技术公司等超级行为体之间进行利益博弈。不仅如此，技术落后国家不仅越发被新技术革命中占据先导的国家所主导，还不得不服从在产业链中已经形成跨国垄断的大型新技术公司等超级行为体所制定的各种技术规则——国家能力的分化因此在不断加剧。

摘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